在影视圈里,三毛与古龙、倪匡之间有着一段“生死约定”,而她与我及严浩也有过类似的“生死之约”。那是发生在一九八八年秋天的一个故事。
一天晚上,严浩邀请我和三毛共进晚餐。那晚,三毛喝了许多酒。饭后,我们又去了一家摆放着古老祖母床的茶馆继续聊天。三人盘腿坐在床上,三毛边在笔记本上涂鸦,边和我们谈天说地。当时,我觉得她的举动有些奇怪,但并未深究。
严浩好奇地问:“你在写什么?”
她笑了笑说:“我在跟荷西说话。”(荷西是她的西班牙丈夫,在一次潜水事故中不幸遇难。)她一边画一边笑着,还向我们描述了荷西跟她说了些什么,并分享了自己曾经通过灵媒前往阴间的经历。于是,我们三人开始探讨死亡的感觉,并决定如果其中一人先去世,就会告诉另外两人关于死亡的感受。
大约到了深夜十二点左右,严浩突然打电话告诉我,三毛在楼梯上摔了一跤,导致肋骨骨折和肺部穿孔,正在医院接受治疗。
实际上,严浩那天请三毛吃饭是为了让她为我写一个剧本,由他来导演。尽管发生了意外,但他认为这反而是一个好机会,因为三毛可以在养伤期间完成剧本创作。
三毛出院后回到了她在台北宁安街的小公寓进行休养。由于没有电梯,家人每天都要将饭菜送到四楼给她。我想去探望她并看看剧本进度,但她坚持要等到剧本完成后才让我登门拜访。
终于接到了她的电话,我带着两盒凤梨酥上门。她很细心地把凤梨酥放在左手边的小茶几上,并表示这是她最爱的食物之一。我环顾四周,注意到书架上的书籍排列整齐。她提到有时会故意打乱这些书的位置,这样看起来才有韵味。
当我坐下之后,她开始逐页朗读剧本,仿佛已经完全融入了角色之中。每当需要配乐时,她会播放相应年代的音乐,并随着旋律翩翩起舞。这种读剧本的方式相信很少有人体验过。
凭借着她全身心投入创作,《滚滚红尘》诞生了。这部作品使我荣获了一九九零年第27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项,这是我演艺生涯中的第一座也是唯一一座金马奖。
如果没有三毛,我无法获得这项荣誉,是她成就了我。站在领奖台上时,真想邀请她一同上台共享这份荣耀,但我没有这样做,这个遗憾至今仍然萦绕在我心头。
我们曾计划一起流浪、旅行,但最终未能实现,理由是我太过敏感,容易洞悉她的心思。
通常第一次见面时,我会记得对方的穿着打扮,但对于三毛那天的样子却毫无印象,只记得她是一个敏感细腻的人,她专注倾听我的倾诉,谈论人世间的悲欢离合。她的声音如同少女般清脆,听她讲话、听她的故事令我陶醉,她是个多情浪漫的女人,我被她的气质深深吸引。
虽然我们见面次数不多,但在电话里总有聊不完的话题。在她去世前几天,总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给她打电话。就在她离去的那个夜晚,我拨通了她家的电话,铃声久久无人接听。
第二天早上,因事致电荣民总医院的朋友时,惊闻三毛在病房洗手间内用丝袜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她走后不久的一天凌晨三点钟,我接到一个电话,电话那头传来清晰的声音叫着我的名字,然后声音渐渐减弱,“我头痛,我头痛,我头……”
我心里疑惑,谁会在半夜恶作剧?直到现在也没有人承认是谁打的电话。那个声音听起来很像三毛。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黄霑,他说:“那就烧几颗‘必理痛'给她吧。”
还有一次,在梦中,我看到窗户前飘落着一张张信纸和稿纸,感觉像是来自她的信息。我以为她不想吓到我,所以选择了间接传达的方式。胆小的我不敢接收,口中重复念着“唵嘛呢叭咪吽”,结束了这场梦境。
后来我非常后悔,为什么当初不先看看那些纸上写了些什么。
一九九一年六月,我和朋友沈云相约在法国巴黎出发前往埃及旅游,当时邓丽君也在巴黎,我们邀请她同行,但她认为那里阴气太重,建议我们不要去。到达开罗的第一个夜晚,我打电话给邓丽君,再次邀请她加入我们的旅程,她依然劝我们返回。
就在那个夜晚,我和沈云各自睡在一张单人床上,床右侧有一张藤椅。在梦中,我清楚地看见藤椅上坐着三毛,她留着直长发,身着红色连衣裙,端庄地坐在那里望着我,似乎对我有些不满。
一开始见到她我很高兴,以为她并没有真正离开我们,但随后意识到不对劲,马上念起了“唵嘛呢叭咪吽”,便从梦中醒来。
或许三毛是在履行她的承诺,试图传递某些信息给我,但我一次次回避。
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。几年后,在一次聚会中遇到严浩,我问他三毛是否真的想告诉我些什么。信仰道教的严浩瞪大了眼睛,轻松而坚定地说:“完全没有关系!”
自那以后,我就再也没有梦见过三毛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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